1969年4月1日，北京人民大会堂，中共九大开幕前后，身背氧气袋、坐着轮椅的徐海东大将被工作人员推入会场。周恩来看到后，没有让他按原安排落座，而是立即示意更换位置，把座位调到主席台旁的过道边，还交代工作人员把小推车放在近旁。 这个细节看似寻常，却牵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关切。徐海东患病多年，行动极为困难，座位离过道近，既方便进出，也便于随时照料。对一位久病将领如此安排，并不是特殊照顾那么简单，而是中央对他的革命资历和历史贡献有着明确判断。 九大召开前，徐海东住在北京永康胡同七号院。会议临近，他却一直没有接到出席通知。作为中央委员，不能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，他心里十分沉重。直到4月1日中午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来到病床前，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的批示。 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，询问是否能够出席。徐海东听完后回答：“主席提我的名，身体再不行，就是爬，我也要爬去。”这句话并非豪言，而是一个重病之人对组织决定的直接回应。 毛泽东当时也在等待他的到来。几次询问之后，周恩来告诉他，车辆已经去接徐海东。毛泽东仍不放心，向身边同志解释说，若没有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到陕北，中央红军就很难在那里建立立足之地。 这份评价，源头要追溯到长征时期。 1934年11月，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出发，踏上创建新根据地的道路。部队人数不多，处境却十分艰难。徐海东曾主动把军长职务让给中央派来的程子华，自己担任副军长。有人对此不理解，他只说：“只要能为革命做贡献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” 红二十五军一路穿越平汉铁路，进入桐柏山、伏牛山，再转入陕南。1934年12月，部队在庾家河遭遇激战，徐海东头部中弹，昏迷了四天四夜。醒来后的第一句话，不是询问伤势，而是问部队何时出发。 伤势未愈，他又投入指挥。面对优势敌军，红二十五军采取诱敌深入、机动作战的办法，忽东忽西，连续突破封锁。1935年夏，徐海东率部西进甘肃，虽未能与中央红军直接会合，却牵制了大量敌军，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。 同年9月，红二十五军先于中央红军进入陕北。随后，这支部队在陕甘地区继续作战，巩固了根据地。它并非人数最多，却是长征中少数实现发展壮大的队伍之一。后来从这支部队中走出了许多开国将领，徐海东的指挥能力由此得到充分证明。 但毛泽东看重徐海东，绝不仅仅因为会打仗。 徐海东出身窑工家庭，早年长期在窑厂劳动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北伐期间便以敢打敢冲闻名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回到家乡组织武装，家族中有许多人因革命遭到杀害，部队也曾多次被打散。这样的打击没有让他退缩，反而使他更加坚定。 红军会师陕北初期，中央部队经费紧张，毛泽东曾派人向徐海东借款。徐海东了解情况后，没有只按借款数目办理，而是拿出更多经费支援中央红军，并留下有限款项维持自己的部队。他还要求送出的枪械不能有损坏，药品不能变质，衣物不能破旧。 这件事很能说明徐海东的性格。战场上，他被称为“徐老虎”；面对革命同志，他却十分厚道。陈赓后来回忆，能当过徐海东几天的领导，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，因为这个“老虎”不仅能打硬仗，也尊重同志。 1940年，徐海东在皖东抗日前线因病倒下，此后长期休养。多年征战使他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，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到上战场的状态。毛泽东曾专门劝他“静心养病，天塌不管”，让他不要因不能参战而焦虑。 1955年授衔时，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，排名仅次于粟裕。面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，他反而感到不安：“我长期养病，为党工作太少了，授我大将军衔太高。”周恩来回答：“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，不高也不低，恰恰合适。” 新中国成立后，徐海东对亲属要求严格。女婿曾希望得到一份工作，他没有答应，理由是政府刚刚成立，不能利用职权为家人谋方便。对家乡百姓，他却尽力帮助，推动种植茶树，改善交通，并设法发展生产。 1970年3月25日，徐海东因病逝世，享年70岁。临终前，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共产党员，曾说党把一个没有文化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高级将领，自己感到不安的，是为党和人民做得还不够多。 特别
